图书馆学家　何日章 　　何日章（1893—1979），字国璋，河南商城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管理学家，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图书分类学的先驱。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历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兰州大学图书馆主任、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编有 《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一书。 　　1946年8月，应辛树帜校长邀请，何日章担任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主任（相当于馆长）。何日章在其任职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奋勇开拓，励精图治，努力致力于改善办馆硬件，加强馆藏、制度和服务的建设，将一个“不敷使用”的地方学校图书馆建设成为西北一流的学术图书馆。何日章对兰大图书馆的发展居功至伟，被誉为兰大图书馆历史上的一大功臣。 　　何日章到任兰州大学图书馆后，首先改善馆舍条件。当时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的馆舍属 “内含外表，一仍旧规，无多添设”的阶段。何日章一上任就对这两处馆舍加以修葺，增开窗门，加装玻璃，空气光线均比以前充足。从甘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接收的两所图书馆馆舍简陋，规模狭小，后虽多次扩充，仍不能适应书库扩大和阅览人数增多的要求，新馆图书馆的修建迫在眉睫。在何日章促成下，1948年春，开始扩建新馆，同年11月，新馆落成，为二层建筑，面积1616平方米，能容纳30万册书籍，命名为“积石堂”。 　　馆藏建设是图书馆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而馆藏数量的增加是图书馆发展的最重要标志。对此，何日章洞若观火。在他的主持下，相关人员广泛搜罗中外各种资料，在藏书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何日章刚接手时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仅有70余种杂志，远不能满足一所现代综合性高校的学术研究需求。仅两年的时间，藏书数量就急剧攀升，跃居甘肃省藏书之最，“兰州市公私藏书之富，未有逾于本馆者矣。”馆藏中外杂志近千种，兰大所设的每个学科，均拥有数种国际最著名的刊物。顾颉刚在《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概况》序言中写道：入图书馆，则中外图书杂志充塞老屋数十椽，如登群玉之峰，为宝气所震慑。可见当时学校图书馆馆藏之丰富。 　　建馆之初，何日章就制定兰大图书馆的藏书方略。在他的指导下，兰大图书馆藏书质量和馆藏利用优选法都大幅度提升，馆藏特色也逐渐鲜明。何日章要求“近50年之著述与今人呼吸相通，故亦必求齐备”，体现他具有了现代图书馆的藏书意识：重在用，而不在藏。基本图书多采用复本采藏的原则，何日章认为西北地区多贫困学生，无力购书，“对各科重要教本及国学基本用书多备复本，俾好学之士，得免向隅之叹。”此举既提高了图书的使用效率，又得到广大师生的赞誉。古籍收藏方面注重丛书世著，设丛书室，藏有《丛书集成》《四库全书珍品》等书籍。同时确定以西北史地、边疆研究资料为特色藏书。兰大处于西北，为配合学校繁荣西北学术、服务西北社会以及边疆开发研究这一办学宗旨的重点战略，何日章作为一个图书馆管理者，提出“西北史地有待研究之问题实多，故凡有关西北史地之著作，本校必尽力搜求之。”“杂志为一代学术之总汇，故全世界学术性之杂志务求其全。”这充分体现了何日章的高远眼光和宏大气魄。 　　图书分类编目是现代图书馆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何日章上任后发现从甘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接收来的两万多册图书，没有系统的分编，凌乱不堪。何日章事无俱细，事必躬亲，亲手设计了兰大图书馆各种图表标签，皆美观大方，合理实用，充分体现了何日章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 　　何日章十分重视馆规和制度建设，他把自己在河南省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丰富的办馆经验、现代图书馆管理的理念都落实应用到建设兰州大学图书馆上，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并加以实施，何日章在主持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时期编撰了介绍本馆建设情况的《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概况》，该书详尽描述了当时图书馆的馆舍情形、藏书状况、规章制度以及今后的工作计划等。何先生制订了一系列的馆员办事通则和各部办事细则。其中登购部办事细则l2条，编目部办事细则18条，阅览部办事细则15条，这些细则细密详尽，规范了各部馆员的工作职责、纪律、办事细则，对图书馆实施科学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以其完备的规章制度和开明的服务理念，为其后半个多世纪兰州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日章的“图书十进分类法”的使用，使得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走上严谨科学、便于利用的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之路，对日后兰州大学孕育学者和培养人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兰大人永远不会忘记何日章的功绩：“仅仅二年之力，轶出他人数十载之功，其魄力之沈雄，何可及哉！”

教育家 林迪生 　　林迪生（1903—1997），浙江临海县人，著名教育家。1936年至1949年期间，先后任延安师范教师、中央苏维埃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科长、鲁迅师范大学校长、延安大学中学部主任等职。1950年3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1953年任兰州大学校长，此后一直在兰州大学工作。1979年起，先后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常务副会长、顾问等职。 　　在兰大师生的记忆当中，林迪生校长的形象非常鲜明。他给师生的印象是和善、朴实、没有官架子，永远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或老八路式的灰色中山装，不戴帽子，脚穿布鞋。 　　林迪生一生忠诚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人才。林迪生曾经说过：“我不图任何回报，只想让国家多出几个人才。”1955年，林迪生亲自南下复旦、南京大学等校，聘请植物化学家朱子清、核物理学家徐躬耦等一批著名教授，有力充实了兰大的师资队伍。林迪生还亲自安排教授们的衣食住行，问寒问暖。60年代初，郑国锠夫人仝允栩因手术住院，林迪生和夫人一同带着鲜花和礼物来病房表示慰问，让郑国锠“深为感动”。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林迪生尽他所能保护教授们，不怕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 　　的帽子。童若兰回忆说：“林校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够实事求是地尽其所能保护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林校长在兰大期间也曾遭遇无情的批斗与折磨，但他从不计较，仍然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热爱自己奉献了20多年心血的兰州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兰大由建国初期规模较小的学校发展成为有本科生6000余人，研究生2000余人，教职工2000余人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府，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林迪生一贯关爱学生，处处为学生着想。1952年，兰大校园来了一千多名四川学生。初到北方，学生饮食习惯不适应，想家、哭鼻子、发牢骚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同学逃学回老家。林迪生得知这一情况，亲自加强学生思想工作，抓学生食堂，改善学生伙食。学生情绪很快稳定，逃学的很快返回。林迪生深入群众，了解到八卦亭学生宿舍窗户纸破了，马上让事务科的工作人员给学生送去窗户纸糊上窗户。兰大校长办公室的廖世伦回忆说：“每次发工资，林校长都拿来一叠汇款单，寄钱给在校和已毕业工作的贫困生。”文革期间一次批斗会上，林迪生被人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胸部和肘部等多处骨折，面部青肿，在床上修养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不谈是哪个学生把他推下来的。当别人问起此事时，他只是说：“我们有责任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林迪生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期间，组织建设了新校区。兰州大学原校址在翠英门，面积狭小，不利于学校今后的发展。林迪生与省、市领导协商，将新校址选择在盘旋路。1954年10月，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校视察，亲自批准了盘旋路新校址，校区面积包括医学院近两千亩。于是，10月5日学校行政会议正式确定盘旋路为兰州大学新校址，同时安排了新校的设计与基建工作。在林迪生和基建处同志的努力下，文科楼、物理楼、化学楼、现物楼、图书馆、学生及部分家属宿舍楼初步建成，总建设面积6万多平方米。1956年秋，学校相继从翠英门迁入盘旋路新址。 　　1981年，林迪生已届78岁高龄，又正逢晚年丧偶之痛，但这位革命老人仍忘我地工作着，足迹遍于祖国的西南、西北、华北、华中。春天，他到贵州参加省教育学会成立大会。5月12日，他历时二月，撰写出《坚持又红又专，培养专门人才》一稿。5月20日，他到河北保定去参加为时一周的教育部召开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6月18日，到山东济南去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会议。7月18日，到甘肃兰州大学等地调查、访问。9月，他撰写了一篇发表在甘肃日报上的文章，主要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进行了鞭笞。10月到广西、广东等地参加会议，检查工作。从广东归来的第二天早晨，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又到中国教育学会上班。 　　林迪生1988年离休后，依旧保持生活节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吃请、不受礼、住的是国家教委宿舍一套普通的两居室，穿的是老粗布衣服，用的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可是对农民集资建校舍，他一次捐助了5000元，党费一次就交了一万元，乡亲们到京打工的、办事的，常在他家落脚，他管吃管住，还自己掏钱给他们买火车票。他自己出差从不住高级宾馆，1990年4月间那次回乡，他就住在台州党校职工宿舍。直到病重住院，组织才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积蓄。 　　林迪生一生忠心为党工作，兢兢业业献身于教育，是一位深受后人景仰的老教育家和革命老前辈，也是兰大人永远的精神前辈。用林迪生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养育我九十多年，党培养我七十年，我的一切属于人民。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安。”

文学家 舒连景 　　舒连景（1907—1966），字峻山，山东聊城人（旧为堂邑县），文学家，精熟小学，专长先秦文学，有《说文古文疏证》等著作。1927年在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学习。1931至1935年间，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在山东省立临清初级中学任教，并加入“禹贡学会”。后任济南市立三中、国立第六中学语文教师，成都私立齐鲁大学中文系讲师，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建国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舒连景自幼向学，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与闻一多、游国恩、丁山等著名教授有师生之谊，并因此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形成了自己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字学两方面的学问专长。读大学期间，曾发表了《六朝门阀之婚姻》《说文数名古文考》等论文。1937年大学毕业不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说文古文疏证》一书，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抗日战争时期，舒连景辗转至湖北、四川等地的中学、大学任教，1950年2月，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年，接任系主任。 　　舒连景来校初期，学校因为各种原因面临着师资流失、教学不系统的窘境。他任系主任之后，安抚教师，使他们能安心教学。在后来的十几年中，又陆续接受全国其他重点院校调入的骨干教师、青年俊彦数十人，至1959年，兰大中文系教师已由初建时的10余人，增加到40余位，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学、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1959至1961年，接到甘肃省政府文件，中文系师生分别进入到甘肃师范大学、兰州艺术学院任教学习。舒连景服从组织分配，入甘肃师范大学教授先秦文学。1961年复系后，又任系主任至1966年。 　　在学生们眼中，舒连景是腹有诗书而气质不华。柯杨曾回忆说：“舒先生五四年还穿的长衫（长袍子），有两幅眼镜，一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看近的，上课的时候烟不断，那时候烟没有过滤嘴，抽出一个往下墩一下，然后就按到上面接着抽。”1954级校友吴正中回忆说，“听舒先生讲课，是一种极大的美学享受，舒连景真是个讲课的艺术大师……同学们恨不得将他讲的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统统吃下去。”张文轩老师回忆说，“舒先生的讲课特点是不编讲义，坐在椅子上，不断抽烟，以余冠英主编的《古代文学史》为纲领，解析要点，阐发心得，循循善诱。” 　　舒连景的学问和授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吴正中这样评价舒连景，“他的学问大极了，深极了，他把人物讲活了：把‘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热心教育，潜心著述’的孔子讲活了；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经》讲活了；把‘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讲活了；把‘字字珠玑，句句金石，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讲活了”。 　　作家何来回忆说，“给我们教先秦文学的舒连景先生,是位忠厚长者,不苟言笑,不论课内课外,从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虽口才不甚好,却治学十分严谨,楚辞讲得最有见地。他衣着很朴素,老花镜的度数很深,总是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讲，好像他只是学问的载体,而自己本身是不必引起注意的,甚至是可以不存在的。” 　　舒连景对青年教师，也是关怀备至。林家英从复旦大学分配来兰州大学中文系时，中文系有规定，新来的助教还要进修，要求他们把文学史打通关，舒连景曾指导林家英先秦两汉文学史，因为难度比较大，林家英做了好多阅读笔记，定期给舒连景看。林家英对舒连景的指导一直感念在心：“我把先秦两汉的代表作，尤其是《诗经》《楚辞》，还有两汉的乐府民歌，做了题解，这对我后来出版《中国古典诗歌选注》（四册）很有帮助。舒先生很认真地在我的读书笔记上批阅，既加以鼓励，还提了很多建议。” 　　高尔泰也曾得到过舒连景的帮助。1956年，高尔泰写了《论美》一文，“写出来很得意……想找几个懂得的人给看看。”舒连景第一个看了文章，说“题目太大。”并说，“文章题目越小越好作……题目大了，吃力不讨好。”高尔泰对舒连景的意见并不认同：“我唯唯，但并不赞同。” 　　1966年，舒连景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含冤逝世。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君子之行”的德性，以及为兰州大学中文系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