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大师生的记忆当中，林迪生校长的形象非常鲜明。他给师生的印象是和善、朴实、没有官架子，永远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或老八路式的灰色中山装，不戴帽子，脚穿布鞋。
林迪生一生忠诚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人才。林迪生曾经说过：“我不图任何回报，只想让国家多出几个人才。”1955年，林迪生亲自南下复旦、南京大学等校，聘请植物化学家朱子清、核物理学家徐躬耦等一批著名教授，有力充实了兰大的师资队伍。林迪生还亲自安排教授们的衣食住行，问寒问暖。60年代初，郑国锠夫人仝允栩因手术住院，林迪生和夫人一同带着鲜花和礼物来病房表示慰问，让郑国锠“深为感动”。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林迪生尽他所能保护教授们，不怕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
的帽子。童若兰回忆说：“林校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够实事求是地尽其所能保护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林校长在兰大期间也曾遭遇无情的批斗与折磨，但他从不计较，仍然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热爱自己奉献了20多年心血的兰州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兰大由建国初期规模较小的学校发展成为有本科生6000余人，研究生2000余人，教职工2000余人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府，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林迪生一贯关爱学生，处处为学生着想。1952年，兰大校园来了一千多名四川学生。初到北方，学生饮食习惯不适应，想家、哭鼻子、发牢骚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同学逃学回老家。林迪生得知这一情况，亲自加强学生思想工作，抓学生食堂，改善学生伙食。学生情绪很快稳定，逃学的很快返回。林迪生深入群众，了解到八卦亭学生宿舍窗户纸破了，马上让事务科的工作人员给学生送去窗户纸糊上窗户。兰大校长办公室的廖世伦回忆说：“每次发工资，林校长都拿来一叠汇款单，寄钱给在校和已毕业工作的贫困生。”文革期间一次批斗会上，林迪生被人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胸部和肘部等多处骨折，面部青肿，在床上修养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不谈是哪个学生把他推下来的。当别人问起此事时，他只是说：“我们有责任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林迪生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期间，组织建设了新校区。兰州大学原校址在翠英门，面积狭小，不利于学校今后的发展。林迪生与省、市领导协商，将新校址选择在盘旋路。1954年10月，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校视察，亲自批准了盘旋路新校址，校区面积包括医学院近两千亩。于是，10月5日学校行政会议正式确定盘旋路为兰州大学新校址，同时安排了新校的设计与基建工作。在林迪生和基建处同志的努力下，文科楼、物理楼、化学楼、现物楼、图书馆、学生及部分家属宿舍楼初步建成，总建设面积6万多平方米。1956年秋，学校相继从翠英门迁入盘旋路新址。
1981年，林迪生已届78岁高龄，又正逢晚年丧偶之痛，但这位革命老人仍忘我地工作着，足迹遍于祖国的西南、西北、华北、华中。春天，他到贵州参加省教育学会成立大会。5月12日，他历时二月，撰写出《坚持又红又专，培养专门人才》一稿。5月20日，他到河北保定去参加为时一周的教育部召开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6月18日，到山东济南去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会议。7月18日，到甘肃兰州大学等地调查、访问。9月，他撰写了一篇发表在甘肃日报上的文章，主要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进行了鞭笞。10月到广西、广东等地参加会议，检查工作。从广东归来的第二天早晨，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又到中国教育学会上班。
林迪生1988年离休后，依旧保持生活节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吃请、不受礼、住的是国家教委宿舍一套普通的两居室，穿的是老粗布衣服，用的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可是对农民集资建校舍，他一次捐助了5000元，党费一次就交了一万元，乡亲们到京打工的、办事的，常在他家落脚，他管吃管住，还自己掏钱给他们买火车票。他自己出差从不住高级宾馆，1990年4月间那次回乡，他就住在台州党校职工宿舍。直到病重住院，组织才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积蓄。
林迪生一生忠心为党工作，兢兢业业献身于教育，是一位深受后人景仰的老教育家和革命老前辈，也是兰大人永远的精神前辈。用林迪生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养育我九十多年，党培养我七十年，我的一切属于人民。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