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精神和世界眼光 　　我于1996年从家乡河南来到兰州大学求学，在甘肃度过了7年的青春时光。2003年在兰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我选择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一共生活了近10年。2010年，我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工作，至今已经8年了。如果从我进入研究生学习算起，我从事科学研究也有19年时间了。 　　从这几个简单的数字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但是当你从中一步一步走过来时，你才会对这些生硬的数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家国情怀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19年里经过很多的风风雨雨，道路虽然曲折，然而我走过来了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例如，我的多篇研究论文入选高被引论文，并被收编进国际地学教材；曾多次受邀主持国际会议并在国际会议做大会或分会特邀报告。由于这些成果，我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资助，“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等称号。 　　回首过去，支撑我一路顺利走下来的最大因素就是奋斗精神和世界眼光，我的求学和归国经历很好的诠释了这两点。 　　在兰州大学上硕士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内陆干旱化的成因。干旱化问题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一个重大科学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干旱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年达1000亿以上。然而在研究期间，我发现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除了要考虑青藏高原隆升这个当地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全球海洋是如何变化的。因为干旱化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水的问题，而水汽最终是来自于海洋的。然而，在当时的兰州大学，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回答过去的海洋如何变化。 　　硕士毕业后，我选择了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学习海洋学的知识。我当时申请到了美国几所高校的奖学金，但是我选择到海洋学比较出名的美国罗德岛大学海洋研究院深造。罗德岛大学海洋研究院的中国学生几乎无一例外的来自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中国沿海高校，我是为数不多的来自内陆的中国学生，是一个另类。 　　到罗德岛大学之前，很多学生已经上过很多海洋学的课程，唯独我没有任何海洋学的知识。为了赶上差距，我一直加倍努力学习，先后克服了生活关和语言关，随后我贪婪的吸取着海洋学的营养。现在回想起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我非常自豪的是在别人都在打篮球、看NBA比赛的时候，我能耐得住寂寞在办公室里学习专业知识和英文论文的写作技巧。 　　由于我的努力，到博士第4年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我已经达到了毕业要求，但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知识没有学习好，我要求多上一年再毕业。导师愉快的答应了。他告诉我，他以前招的中国学生为了留在美国，都是上完硕士就到公司工作了。而我的到来改变了他对中国学生的认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我在下一盘 “大棋”：同时拥有海洋学和青藏高原隆升知识将使我对于回答中国内陆干旱化的驱动机制这个问题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博士毕业后，我到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地质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学习构造地质的知识，因为这是在我的逻辑体系里知识尚有欠缺的一个环节，在奥斯汀2年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使我补上了这一短板，使我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了。 　　在奥斯汀的最后一年期间，我的父亲生病了，为了更好的照顾父亲，也为了更方便的研究中国内陆干旱化的成因，我义无反顾的回到了母校兰州大学来继续从事干旱化研究。很快，一系列全新的观点通过论文的形式被我的研究组发表出来了，这些成果先后得到美国科学日报、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等众多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随着这些成果的发表，我开始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基金支持，我的研究队伍也越来越大了。 　　经常有人问我我的研究区域在哪里，我很自豪的告诉他，我的研究站点既有大洋钻孔，也有大陆沉积物，既有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和科迪勒拉山脉，也有中国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此外，今年我们受邀到西班牙和美国进行了联合野外考察，与国外合作者一起把干旱化的研究拓展到欧洲和美洲大陆。我相信，世界眼光和奋斗精神能够支撑我的团队再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祖国的科研发展交上一份更加满意的答卷。

我想回国很多年 　　兰州大学11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刚刚结束，我接到了《兰州大学报》关于归国教师讲述自己与祖国的故事的约稿。于是我坐下来，细细回想出国十二年和回国的这大半年的经历。这些年，过得真是快啊。　 　　1999年兰州大学90周年校庆时，我考入兰大生态学本科。2006年从兰大生态学专业硕士毕业，去往美国爱达荷大学自然资源学院森林、草原和火灾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我在爱达荷大学、密苏里大学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继续以博士后的身份进行森林相关的研究。直到2019年1月底，我在出国12年多以后回到了兰州大学，加盟资源环境学院。归国后这段时间得到了资环院师生诸多的帮助，一切都还顺利。我的家人们也都很适应国内的生活。2019年正逢兰州大学110周年校庆，据我初到兰大已整整20年的时间了。 　　总有人会问，在国外待了那么久，为什么还要回来？其实无论是为了事业还是为了家，我都该回国的。 　　就家庭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是中国人，希望我的孩子们对待父母亲情有中国人那样的牵挂。我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珍贵的传统和民族的自信自豪，而在海外，孩子们对这些即便有所感知，也是大打折扣的。 　　事业方面，我是研究森林的，森林的生长周期长，森林研究需要长时间持续性的投入，因此一般只能在政局稳定、经济富足的国家才能顺利开展；而在一些国家，即便它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也没办法建立牢靠的森林研究基础，甚至连基本森林保护都做不到。反观中国，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不仅成为全世界植树造林最出色的国家，也应逐渐成为森林研究的主力军。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中国的森林研究方面尽微薄之力。 　　回国总是要做准备的。我连续两年在夏天回国，考察几个可能工作的地点，最后还是选择了最熟悉和亲切的兰大。我在回国前两年便开始给大儿子按照《语文》课本教他汉语，到回国的时候，他认识的字只落后国内孩子一学期的《语文》教材，但是在写字和写作文上还差很多。我从来都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以后要回中国。我三个孩子的中文名都是以X开头的。当他们给美国的同学们说起他们的中文名时，美国同学都发不出拼音X的音，于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不同的。 　　回想起2018年底在参加一次国际会议的时候，我碰到一位我的美国老师，我告诉他我明年就要回中国了，他说恭喜你啊，你计划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了。 　　我真的是想回国了很多年啊。 　　2019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80后，我看到我们国家一步步走向强盛，我看到亿万中国人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很高兴看到祖国的成就，也很高兴从此和大家一样在华夏大地上和祖国一起进步。

平凡的爱国之情 　　本版特稿 　　原创·首发·独家 　　1999年，我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2002年提前毕业后师从杨孔庆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在读本科期间，我并没有去国外读书的想法，原本计划是要在国内读博的，但是到硕士的时候，发现在图书资料的获取上，不同地域有很大的差别，这一点深深触动了我，这才下决心出国。 　　2005年硕士毕业后即赴美国留学，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电子工程系，师从来颖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一直想做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所以向来颖诚教授咨询能不能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物理系学习，他建议我在电子工程系，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入学后才发现，由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电子工程系在美国排名比较靠前再加上就业很好，电子工程系原来是很抢手的。当然，我研究的内容依然离不开理论物理，但同时也受到了电子工程方面专业知识的熏陶，拓宽了一些思路。2008年10月，我博士毕业，获得了电子工程系的哲学博士学位，继而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8月被聘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电子、计算机和能源工程学院研究助理教授。 　　在我博士刚毕业的时候，我的本科同学黄子罡跟我联系，那时他也刚留到兰大工作，问我有没有回国工作的意愿，我的回答是“当然”。 　　过了一段时间，时任兰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行政副院长的刘映琦老师给我发邮件，再一次询问我是否有归国意向。刘老师平时很忙，收到他的邮件让我十分感动。没过多久，刘老师再次发来一封邮件，这一次是正式邀请我回校工作。 　　在兰大上学的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老先生们简洁而又不失严谨、物理图像非常清晰的授课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想到能像自己敬重的老先生们一样站在同样的讲台上授课，把老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知识和风格再传授给我们的学生，还是很激动的，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所以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回校工作的邀请。 　　2010年9月，我正式受聘为萃英特聘教授，加入物理学院计算物理与复杂系统研究所。 　　当然，回国的手续是比较繁杂的，期间也多次叨扰我的师长们，尤其是我的硕士导师杨孔庆教授。 　　回国后，我一直教授《数学物理方法》课程，学生们还比较喜欢。 　　在科研上，我主要从事统计物理和非线性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中在经典不可积系统的经典量子对应和经典量子过渡等方面，与合作者较早提出并研究了经典不可积性在相对论性量子系统中的效应。这些结果扩展了人们对相对论性量子混沌的认识，深化了对经典量子对应这一基本物理问题的理解。这些工作也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可，多次应邀在国际国内的非线性动力学和量子混沌等方面的会议上做报告，并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这些年来，学校和学院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使得我们的团队能够迅速成长。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在时任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薛德胜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不少困难，为我们配置了一台胖节点工作站，使我们的科研得以顺利展开。几年来研究生的规模逐渐增加，在学院的支持下，他们的自习条件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使他们能够专心科研，目前在几个研究课题上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同样是在学校和学院以及兰州大学理论物理交流平台的支持下，计算物理与复杂系统研究所与英国阿伯丁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相关的研究组成立了“阿伯丁-兰州-坦佩计算与复杂性联合研究中心”，有效地促进了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 　　在兰大学习6年、工作9年，兰州大学的科研环境和平台对我个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的成长发展离不开兰州大学。尽管在国外学习工作过5年时间，但在心里，我似乎从来就未曾离开过祖国，一直说中国话，一直是中国胃。 　　我想，最大的爱国，莫过于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最好的研究成果在兰大取得 　　我从事的学科是理论物理，具体开展粒子物理方向的研究工作。 　　2008年1月，我受葡萄牙科学基金会（FCT）的资助，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从事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之前就流传一句话：“越出国，越爱国”，当我到了国外之后，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那时候，我们能时刻感受到祖国对我们的关心和牵挂，每逢佳节，大使馆就会组织活动，这使得大家能够有机会聚在一起，相互交流，谈得最多的还是自己能够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在科英布拉大学工作期间，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它提供的让学者静下心来做学问的氛围以及完善的管理机制。就我们国家而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研的硬件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在软环境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向国外学习并完善的地方。 　　2009年留学结束，我毫不犹豫地想到回国工作。在国内找职位的过程中，与时任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的薛德胜教授取得了联系，受邀先后两次前来兰州大学交流考察。在这期间，通过一点一滴，我被兰大对人才的强烈苛求和对人才的真诚情谊深深打动，觉得兰大是一个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当即决定到兰大工作。 　　2009年，我受聘兰州大学萃英特聘教授，同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支持。正式来校的日子是2009年6月10日，为何这个日子记得如此清楚？这是因为6月10日是发工资的日子。 　　真正来校工作以后才知道，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与兰州大学没有学缘关系而被引进到兰州大学工作的人员之一。后来在一个场合与严纯华校长聊起此事，严校长特意指出，这就是我与兰大的缘分。我非常认同严校长的说法。 　　截至今年，我已在兰州大学工作了整整十年。从2009年开始，从零开始组建科研团队，我与合作者和学生一道，在强相互作用的非微扰问题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多夸克强子物质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期间，2012年我入选了首届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优青）”，还收获了包括中国青年科技奖在内的多项荣誉和称号。我觉得非常自豪的是，我目前最好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兰大取得的。 　　2018年，我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当我收到反馈的评审专家的意见时，我是泪目的。其中一位评审专家写道：“申请人能在西部边远城市坚守多年，开展这样具有国际高水平的研究，十分难能可贵，特别有示范的价值”。这是对我在兰大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鞭策。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国家和兰州大学对我的培养，感谢同行给予我的帮助。 　　在70周年国庆即将到来之际，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科教事业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