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奔涌的生命电子——记“坚守·奋斗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郑荣梁 1953年本科毕业前夕同学合影留念 1954年研究生期间师生合影 　　1958年在酒泉边湾农场劳动 1958年在酒泉边湾农场劳动 　　1980年，在美国TheJohnsHop鄄kins大学生物物理实验室与导师Lesko教授合影，后来他请我做他的证婚人，亦师亦友 1990年，与硕士生顾继杰合影，他长期研制肿瘤抗体药物，现任中国药明生物公司副总裁和首席科学家，拥有国际专利20多项 2001年，兰大首次招收的台湾博士研究生黄中洋，现任台湾彦臣生技药品公司董事长　　 　　（上接1版）的决定着实惊着了他自己。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1952年，国家停止了研究生的招生，“谁都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招生，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压根就没想过上研究生”。他成了班里40余人中为数不多的被选拔上研究生的几人之一，也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 　　郑荣梁有两位研究生导师，一位是我国著名生理学家、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赵以炳教授，另一位是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弟子尼·菲·苏沃洛夫教授，他后来成为苏联功勋科学家和巴甫洛夫研究所党委书记。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双方签订了多项苏联对中国进行支持和援助的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选派苏联专家到中国。 　　在宣布上研究生之后的三个月间，学校对郑荣梁等人进行了俄语突击训练，“三个月之后达到了基本能阅读、能听懂、能交流的水平”。同时，研究生们参与建立国内尚无的条件反射实验室，这也是对研究生培养的极为重要的环节。 　　研一第二学期，苏沃洛夫教授从苏联来到了中国。 　　之后，郑荣梁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以狗为实验动物，着重开展了有关皮肤触觉灵敏度的研究，直至1956年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兰州大学任教。 　　因临近毕业时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新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导师的争取下，北京大学经与兰州大学协商，郑荣梁以兰州大学派往北京大学的进修教师的身份留在北大继续开展研究，直至1958年3月。 4.初进兰大 1958年3月，郑荣梁走进了坐落在萃英门的兰大校门，首先看到的是大门西侧临街的“勉强过得去”学生宿舍和东侧低矮的土房充当的教师住房。作为来生物系工作的教师中的第一位研究生，他一来校在宿舍分配上即受到了“优待”：分配到一个“套间”。所谓“套间”，“其实就是用板墙将一间房分成了两间，里间放床，外间放书桌”。 　　除了住房，在气候、饮食、饮水、取暖等方方面面都与北大存在很大差距。 　　在那个年代里，来大西北过艰苦的生活，郑荣梁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也并不觉得怎么样”，真正让他感到震撼并心存忧虑的是在他走进生物楼二楼的实验室后。 　　空空荡荡的实验室破旧无比、布满灰尘；年久失修的木地板变形严重、踩上去吱吱作响；看到墙角静静地摆着的一台天平，郑荣梁顿时忧上心头：在这样高低不平的地板上，怎能用天平准确称量？今后的科研怎么开展？ 　　而事实上，从1959年开始开展科研工作直至2005年退休，他在放射生物学、自由基生物学等多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实验条件并没有成为阻碍其科学探索的障碍，相反他每每用此激励着自己动手、创造条件。 　　当下等待他的也并不是马上开始教学和科研，而是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到校的一周前学校就贴出布告，一批干部下乡酒泉，郑荣梁在名单之列。 5.下放劳动遭恶狼夜袭 是年国家规定干部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郑荣梁自感从小到大一直在学校读书长达20年，实在缺乏实际知识和社会阅历，正期望借此机会到最艰苦的西北农村经风雨见世面，“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变成更有用的人”。 　　根据甘肃省的安排，兰大约两百名干部带着户口一起来到了酒泉果园乡北边戈壁滩上创建边湾农场，并被告知不好好劳动不得调回兰大、户口不得迁回兰州，“后来确实有少数人未能回来”。 　　最初的几个月里，下放干部主要盖房开荒。酒泉城北黑河与明长城遗址之间是一大片平地，有些是分散的农田和草滩，其他大部分是戈壁滩和盐碱地。坚硬的盐碱地像冰面一样白茫茫一片，踩上去嘎嘎作响，一双布鞋穿不了几天就被割破，皮鞋也很快就僵硬变形。在戈壁滩、盐碱地的边缘长着很多马莲（又名马兰）。开荒的第一步就是把马莲铲掉。 　　据《中国植物志》记载，马莲抗盐碱、寒旱、风沙，根系发达，须根密集，涵养水分，生命力十分顽强，每蓬的叶面铺地约1平米，叶长大于1米，成为保护生态和固沙先锋，在寸草不生的罗布泊独有它生长。 　　郑荣梁在亲手铲掉一蓬蓬马莲的时候，联系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心中不免嘀咕：这样的开垦既破坏了原有植被和地表结构，而且一阵风来就能把表土、肥料和粮食作物统统刮走，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如苏联40年代中后期开发西伯利亚时大面积种植玉米，结果不但歉收，而且导致多年的大黑风，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片土地不宜种粮，只宜种生态林。 　　但是，郑荣梁并不敢提出建议，“一因自卑，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对以复员军人和老干部构成的农场领导充满敬畏；二因胆小，反右刚过，心有余悸，不敢造次，只配埋头干活”。 　　因干活踏实勤恳，开荒才月余，郑荣梁被改派为车老大的下手，跑运输的第一天就被狠狠地“教育”了一番。装有200多斤豌豆的麻袋压到身上后，他怎么也站不起来，无奈，10多个麻袋由车老大独自装上车。车老大发火了，用河州（今临夏）方言不停地骂骂咧咧，“好在我当时刚到西北，反正也听不懂他骂的什么”，但还是深深地怀有愧疚，连赔不是。 　　归途中，郑荣梁请车老大坐上车头、忙不迭地点上烟，自己则灰头土脸赶着三套马车，想想自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失落感涌上心头，加之老马识途，不用吆喝，不要扬鞭，“更显得自己多余”。 　　夜路需要两个多小时，郁闷中郑荣梁胡乱编唱了一首歌：“在祁连山黑河岸上，赶车人低垂着他的头，忧愁地唉声叹息，从今后再也不让赶马车……”估计车老大也不愿收他为徒，次日他便被调去喂马。 　　不久后，农场又调郑荣梁去放羊，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他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春耕前，农场决定晚上不让羊群归厩，改到开荒出来的新田中夜宿、让羊粪直接拉在地里。他就此每晚裹着羊皮大氅与羊露天同卧，清晨醒来脸颊鬓须和睫毛上都结满了厚厚的白霜，甚至连眼睛都难以睁开，使他提前体会到了苏轼晚年的诗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某天深夜，郑荣梁突然惊醒，放眼望去，只见除了不远处田埂上躺着的一只已被开膛的羊，身边再无一只羊，乱蹄印朝向西边，前方介于嘉峪关和在建的酒钢之间的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之间，“这明显是恶狼夜袭后羊群的逃窜方向”。郑荣梁当即奔向农场汇报，遭张副场长怒加训斥并甩话“找不回羊莫来见我”。郑荣梁暗下决心要找回来，“找不回来我也无脸见人了”，故向灶房求借了八个馍，急急向西奔去。 　　匆忙中忘了带水，正值中午时分口渴难当，忽见前方有几户人家，正想进村讨口水喝，只见远处一老汉盯着他大声问道：“是农场人吗？丢了几只羊？”郑荣梁又惊又喜，一时竟答不上话来，“一因口干说不出话，更因绝处逢生、喜极而瘫至地上”。 　　老汉送上一碗水后缓缓道来：半夜听闻羊叫声，猜到出事，便将自己的羊群从厩中赶出，把农场羊群赶至厩中，从早晨开始就在村口等候找羊人。 　　郑荣梁被老汉的高尚行为感动得无以为报，当即脱下下放时购买的新棉衣并掏出八个冷馍相赠。当地正值大饥荒，以树皮充饥，郑荣梁亲自尝过树皮汤。 　　赶着羊群回到农场时天色已晚，郑荣梁急忙向农场汇报，张副场长板着脸问道：“还剩几只？”他答“286只”，张副场长呵斥：“地埂上不是死了一只吗？真会扯蛋！”答曰“当晚下了一只羔”，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事后张副场长也向郑荣梁表明：“这事也不全怪你”。原来，农场规定，羊倌白天放羊、夜间可就地露天睡觉，另派人轮流陪着羊倌在夜间看守且不准睡觉，谁料，那晚的轮值人员睡着了。 　　“这就是贫下中农对我活生生的教育，古云‘大道求诸野’，诚如此言”。 　　自此之后，无论是做什么，郑荣梁都更加负责苦干，任劳任怨，得以在一年后的1959年春即被宣布首批返校、户口迁回兰州，时至今日户口簿上一直注有“从酒泉边湾农场迁来”的字样。在文革期间某晚查户口时，来检查的人看到户口本上的字样，误认为郑荣梁是从戈壁滩上的劳改农场迁来（当时酒泉戈壁滩上有一些劳改农场），用惊悚的目光盯着他，他慌忙解释是下放干部。 　　10年后的1969年秋天，国家提倡开门办学，要把田间地头和工矿车间都当做课堂，兰大生物系决定到酒泉农村办学，选派了一批教师，郑荣梁又在其列，教的却是数学，他再一次来到了自己曾接受过教育的边湾农场。 　　踏上农场原址，看到当年自己亲手盖的砖房已成破壁残垣，辛苦开挖的干渠隐约可见、子渠已被黄沙淹没，羊厩马槽都已不见踪影，经询问得知边湾农场在勉强支撑了三四年之后就废弃了，“这一切也在预料之中”。 6.摩天岭上与金丝猴为友 1959年春返校后不久，由于年轻力壮加之还未正式开始教学科研工作，郑荣梁接到了一项驯化研究金丝猴的任务。 　　当时，濒危珍稀动物金丝猴分布在甘川滇三省，甘肃省将研究金丝猴生活习性的任务下达兰大。 　　1959年初夏，郑荣梁带着8名学生和少得可怜的科研经费前往陇南市文县碧口镇。交通不便，车至天水后就无汽车了，只得背着行李一路步行至目的地。 　　起初，郑荣梁毫无头绪，因为金丝猴生活在摩天岭原始森林，加之它反应灵敏身手迅捷，“聪明极了，人根本靠近不了，谈何研究？”他带着省上的介绍信找到了当地生产队，老乡一看便笑了，告诉他不用担心，“原来他们已经捉了几十只偷偷养在山顶了，这下我心里有底了”。 　　在远离人烟的山顶上，在木头搭起来的大笼子里，几十只金丝猴活蹦乱跳。师生9人在离大笼子不远的地方，用玉米杆搭起草棚作为住处，迅速展开了研究工作。 　　师生一边用老乡教给的办法捕捉金丝猴关进大笼子里，“最后数量达到了百多只”，一边通过建立条件反射来测定金丝猴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强度。 　　经测定，金丝猴的神经类型属于强而灵活型，意味着极易适应陌生环境、极易驯化，他们的行为也证明此结论，原来十分机警、远离人类，经一个多月饲养迅速与人类亲近，甚至伸出手来拍肩膀，成为好朋友。 　　白天开展研究，夜晚师生在深山顶上欣赏满天星斗，遥望银河逶迤，四周青山碧水，月下夜莺啼鸣，声嘶力竭，惊心动魄，两个多月的时光一闪而过。 　　相较其他科研工作者开展的调查性、描述性的研究工作，郑荣梁等人的研究成为我国建国后首次针对金丝猴的大规模的实验性的研究。但不知什么原因，省上突然接到国务院停止驯化研究的命令。 　　尽管研究未能继续下去，但是团队中的一名学生在毕业时被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博物馆“相中”，“要去”北京博物馆工作至今，“这和她参与过金丝猴的野外研究不无关系”。 7.放射生物学专业始末 1959年夏从陇南返校后不久，郑荣梁再一次“临危受命”：筹建放射生物学专业。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有两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北京和兰州。1955年，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的朱光亚教授受命负责筹建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核学科专业。经过三年的紧张筹备，1958年兰大现代物理系迎来了首批学员，代号505研究所，暂定名为兰州大学物理研究室，1959年江隆基校长到任后正式命名为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最初的现代物理系只有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从核学科的完整性来看，显然缺了放射生物学，教育部要求兰大马上成立放射生物学专业。 　　于是，生物系抽掉了张尔贤、刘力生、王宗周和郑荣梁四位年轻教师，从1959年秋开始筹建放射生物学专业，专业的任务是防护电离辐射对人体和生物的损伤，计划1960年招生，“筹建时间只有短短一年”。 　　筹建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从神经生理学改到放射生物学，跨度极大，实验室一无所有，学科上一无所知，“什么叫放射性，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是什么，等等，都一窍不通”，但初生牛犊不怕虎，郑荣梁等人一边花大量的时间旁听现代物理系的课程，一边夜以继日开展实验室的建设。 　　幸运的是，几位老师都学过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基础课程，“补课还不算太难”，对郑荣梁而言更是如此。1955年，北大生物系邀请刚从美国归来的协和医学院王世真教授给研究生讲授核医学，他在那时聆听核医学课程时只觉得新奇，压根没想过这些内容会对以后的教学研究起到启蒙作用。 　　半年之后，几位老师勉为其难地开出了新课。 　　1960年秋，放射生物学专业正式“开张”。当年来不及录取招生，便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中按照保密专业的标准遴选了数名学生转入放射生物学专业。学生经过刻苦的学习训练后，很受相关单位的欢迎，连续三年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航天医学研究所、卫生检测站等单位。 　　但随着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方式的变化，放射生物学专业的前途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我们专业的学生就不像以前那样抢手了”，包括兰大在内的全国多所高校的放射生物学专业在此时纷纷“下台”转行，兰大放射生物学专业停止招生，但保留了师资队伍，改名生物物理学教研组，选择转向跨度不大的自由基生物学，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生物所成为我国最早的三个从事自由基生物学的机构之一，当时在读的两级学生分别转入物理系和化学系，“放射生物学专业完整地培养了3届毕业生”。 8.兰大第一篇被国家原子能文献委员会收录的文献 筹建放射生物学专业伊始，郑荣梁等人便同步启动了相关的科研工作，在他看来，只有教学没有科研的大学称不上真正的大学，只讲课不做科研的老师难免美中不足。 　　但是，生物系划拨的几间房子给学生做实验室都已经异常拥挤，根本没有做科研的空间。当生物系领导提出把他办公室隔壁的女厕所划给他充当实验室时，他欣然同意，“只要给我个地方就行了”。 　　之所以这么轻松答应下来，与一个故事有关。他的导师赵以炳教授作为中国生理学会代表团成员访苏后感慨地告诉学生，巴甫洛夫研究所某大科学家的实验室是由楼梯间改建的，以此教育学生不要埋怨条件不好，而应自力更生创造条件，这个故事深印在郑荣梁的脑海中。他自己动手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改造，女厕所正式“升级”为实验室。在这里，他用老鼠开展了有关放射病防护的研究，“当时兰州医学院原子能医学实验室有很强的放射源，我还经常拿着老鼠去那儿做实验”。 　　因当时放射生物学专业被定为机密专业，所以开展相关研究取得的成果不准正式发表，但可以上报国家原子能文献委员会。1961年，郑荣梁整理写作的一篇论文上报后被国家原子能文献委员会收录为机密级原子能科技文献。科研科科长方心济告诉他，这是兰大第一篇被国家原子能文献委员会收录的文献。 　　论文被收录后，过了一段时间的某天早晨，经过了前一晚的黄风肆虐，实验室里到处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黄土，“到处一抹都是一道深深的指头印”。刚过8点，郑荣梁刚要开始清理实验室，江隆基校长独自一人突然而至，这使郑荣梁陷入尴尬：“江校长，我很抱歉，您来了我没办法让您坐”，江隆基校长一句“我不是来坐的，我是来了解你的实验、看你的实验室的”，这令他更加狼狈不堪：“怎么能让校长去看那个臭气熏天、灯光昏暗的实验室呢？”但是江隆基校长依然坚持着走了进去。 　　今年9月，学校建校110周年校庆时，江隆基校长的女儿江亦曼来校参加庆典活动，与郑荣梁相遇，他还向江亦曼回忆起此事，连连称赞江隆基校长崇高的人格风范和光辉的教育思想。 9.冰火两重天 1964年，郑荣梁被选为甘肃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后又被选派列席1965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当时列席的各族各界青年代表共有278名，“为什么会被选中我也不太清楚，总之一次大会上江隆基校长就宣布有一批人获表彰。我想应该和之前做的研究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吧”。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接见并合影留念，郑荣梁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 　　一年之后，郑荣梁又被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前往北京参加表彰会议，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并合影留念，郑荣梁再一次走进了中南海。 　　两张珍贵的照片，郑荣梁均已移交至档案馆保管，“这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从开始筹建放射生物学专业到1965年的6年间，郑荣梁的经历可谓“顺风顺水”：政治上两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教学上按照专业设定目标培养了一批学生，科研上有成果产出，经济上亦不曾吃亏，“那时候要几年才涨一次工资，但每次（下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