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家董爽秋
董爽秋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去世较早，母亲寡居养子，家境贫寒，靠母亲节衣缩食，供他入私塾读书，后考入安庆中学。在安庆中学期间，因缴不齐学费而经常辍学，初高中6年，实际读了不足5个学期，但因其聪明又发奋，还是按时通过了毕业考试，拿到了毕业证书。其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班，又因无法筹集学费，只得回家乡教书。1917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期限3年。1919年学徒期未满，适逢安徽招公费留学生，他返乡应考，一举得中，与周恩来等人一起，远涉重洋，赶赴法国。两年后转学考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
董爽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德国期间，他和朱德、徐冰等一起学习马克思著作，积极参加旅欧留学生进步活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兰大期间，董爽秋曾掩护过一位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的大学生逃离虎口，而自己却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幸亏兰州解放早，才未遭特务毒手。1953年董爽秋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湖南分团的副团长，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此行，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使他更加积极热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董爽秋既重视课堂教学，也重视实验，要求老师们在实验前认真备课。他常说：“不做实验怎么知道学生在课堂上知识到底学到手了没有。生物教学一定要做实验。”他深深懂得教学与科研不可分离，他的科研成果相当丰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植物形态学》《植物地理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的生活》等都是他教学与科研的成果。特别是他与武汉大学张挺教授合著的《植物生态学》更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植物生态的专著。他把迪尔士所著的《植物地理学》《中国中部植物》译成中文，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很高，被誉为经典之作，至今还是高校生物系师生必备的参考书。他撰写了 《中国古代学者的进化思想》《达尔文主义》《遗传学》《今天地球上还有生命自然发生吗？》等论文和教材。
董爽秋坚持真理，反对伪科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领导中山大学生物系师生，展开了一场很有意义的科学实验，揭穿了所谓“生物自然发生”的虚伪性，引起轰动。1956年他又撰文批判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勒伯辛斯卡娅的“生命可以自然发生”的观点。当时敢于与苏联科学家进行争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常人望而却步。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说董爽秋坚持真理的胆识。20世纪50年代，生物学界，特别是遗传学界只许讲米丘林、李森科，对于孟德尔、摩尔根则给贴上资产阶级标签，只许批判，不准说好。而董爽秋为了捍卫科学的遗传学，冒风险顶逆流，精心编写《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批判》讲义，并正式开设这门课程，以“批判”的名义传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他在课堂上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科学的，非常严谨，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的，望大家好好学习、钻研！”更让人钦佩的是他敢于坚持真理，反对浮夸。1958年，湖北红安县“放卫星”，瞎吹亩产水稻几十万斤，他说这是在吹牛、虚夸，“一亩地只六十平方丈，水稻亩产几十万斤，光稻谷就得在田里堆尺把厚，怎么可能，绝对是浮夸。”
董爽秋一生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解放后的30余年，他基本上没过什么星期天或节假日，更谈不上和儿女们谈家常，放下碗筷就坐到书桌旁埋头看书、写作。1978年，董爽秋满怀热情地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后，更加觉得要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尽量多做点工作。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有时实在无法坚持，就从氧气袋中吸几口氧气，喘过气来又继续工作。直到逝世前两天，他仍坚持伏案。
董爽秋关心同志，经常帮助中青年教师和同志解决困难。如果生物系中青年教师在科研中遇到外文（英、德、法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热情地给他们翻译、校对，加以指导。湖南有些工厂进口外国机器，常常将说明书送到他家，请他翻译，他总是有求必应，愉快地接受。
1980年4月4日，董爽秋在长沙去世，享年84岁。葬于岳麓山，与先葬（1956年）在此山的妻子吴菊亭、儿子董玉清合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