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声汉（1907-1971），中国农业史学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家，湖南省湘潭县人。1924年入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学习，1928年于中山大学毕业。193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求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原西北农学院、同济大学理学院、武汉大学教授。1947年5月-9月应邀在兰州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讲学；在兰州大学生物系任教期间，他主讲《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1951年后任原西北农学院教授、古农学研究室主任。曾长期从事生物学和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哺乳类动物的学者之一。1955年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先后撰写了《齐民要术今释》《四民月令校注》《农政全书校注》等15种专著，是我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
1927年11月，石声汉经当时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辛树帜的介绍，前往中山大学任助理员，同时补修在武昌高师生物系未完的课程。1928年，他参加了由辛树帜主持的广西大瑶山物采集队工作。在采集队，他除参加采集和制作动植物标本外，还进行广西大瑶山哺乳类和爬虫类动物的研究。他还亲自到瑶民家庭，学习瑶语，记录瑶歌及民俗，并以日记形式出版了《瑶山采集记》一书。这本书翔实地记载了采集队的研究工作和生活，生动地描述了瑶山地区的自然风貌，瑶族的民情民俗。《采集记》文辞精美、朴实，受到当时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推崇。以后又发表了多篇中国哺乳类学及大瑶山爬虫类（主要记载蛇类）论文。他是我国最早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哺乳类动物的科学工作者之一。
1933年11月，石声汉考取了第一届中央庚款留英公费生，入伦敦大学理学院植物生理研究班学习。在英国的3年里，他在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布莱克曼（F.F.Blackman）的指导下，主要学习与研究植物生理学，期间曾到英罗森士达农事试验场作实验工作。他在英植物年报发表有 《缺钾与其它金属离子对于大麦生长及含水量影响之间的关系》、《植物营养的生理研究———钾及其它营养元素与大麦叶片含水量的关系》（与Richards.F.G合作）等论文。1936年4月，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哲学博士及理工学院的学侣荣誉证书。他还在伦敦天产博物馆图书馆，翻译了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当这本译著重版时，石声汉针对原著中所谓“中医术全属妄言”及“在中国青囊术中，含绝对有毒物外，盖无不入药者。中国歧黄家处方之际，辄用及极不可耐之药物”等不尊重事实的片面之词，在序言中愤然予以驳斥，并指出：“这是对我国中医药的无知和曲解。”
1941年8月，石声汉应邀担任迁移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在武大他连续任教将近10年，主讲植物生理学，开过第二外国语德文课，还讲授过动物生理学、中国文学。其间他还兼任黄海化工研究社研究员。植物生理学在当时是一门新兴学科，缺乏师资。石声汉在武大对这门课程从拟制教学大纲、准备教材，到建设实验室，几乎都是从头开始的。由于他对中国古代的生物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讲课内容丰富新颖，又能深入浅出、条理清楚、表达生动，富有启发性，并注重实践。当时，学校的教学及设备条件十分困难，为了让学生学到一些科学知识，多掌握一些实验方法，他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地创造一些条件，甚至以戥子代替天平，没有玻璃容器，就找瓶瓶罐罐代替。这些简陋的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用来验证课堂讲授的理论，也能使学生在实验方法上得到一些基本训练。在教学中，他亲自带领学生到野外认识植物，讲解植物生长发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分析生长发育形态的差别与内部生理过程的联系。这种做法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春他受西北农学院辛树帜院长之邀，回到陕西武功。在这里他除了承担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外，还担任植物生理学及生物化学教研组的领导工作和研究生培养的任务。此外，他还参加了西北农学院农史小组的工作。此时，他的心脏衰弱严重，但他不顾身体，常常备课至深夜。有人隔窗探望时，发现他在灯下用火柴棍摆着各种图形，不禁生疑。后来得知，这是他在准备生物化学的教学。此事传出后，学生们无不感动。
石声汉极其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60年代，他编写出高级植物生理与植物生化讲义，亲自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作学术报告，及时介绍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其进展。为了解决西北黄土高原农业生产中的干旱问题，他为教研组制订了“以水分研究为中心”的长远科研计划，并亲自指导这方面的研究，深入实验点进行观察。
1955年，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现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在武功成立，石声汉担任该所的兼职研究员。1956年12月，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室，由他 担 任研究室主任，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古农学的研究。1958年6月，《齐民要术今释》四册全部出版。当时，这部历时三年，以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整理出版的约百万字的我国第一部古代农书专著同它的作者石声汉，已蜚声中外。
1971年春，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斗，石声汉的身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常常感到腹痛难忍，经子女多方奔走求助，他住进了天津韶山医院。诊断结果是胰腺癌晚期，已扩散。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不忘自己的农书整理研究工作，曾多次向亲人讲述自己未来的工作计划。他说只要条件许可，《授时通考》等几部农书也是需要继续校注完成的。在弥留之际，他还一再说：“希望动手术之后，再有两三年时间，把《农政全书》重校一遍，争取出版。还计划再校两部农书……”但这些都成了他未竟的遗愿。1971年6月28日，他抱憾去世，时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