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1909-1992），原名杨德崇，湖南长沙人，著名语言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其代表作品有 《列子集解》《春秋左传注》《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
杨伯峻从小足不出户，由祖父亲自授读古书。
读完了 《诗经》，又是 《左传》，还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在插进小学三年级后，放学回到祖父书房读《左传》和《东莱博议》成了他每 日的必修课，当时虽然能通背，却不解其中意。直到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取《春秋左氏传》加以温习，才渐渐懂得一些，但离理解还差很远。这个启蒙教育阶段影响了杨伯峻的一生，为后来专攻《左传》定了位。
杨伯峻博览群书，既读那些只图赚钱、丝毫无学术价值的书，如 《左传白话解》，又尽力搜集有关 《左传》的材料，取其精华。清朝人对“经书”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传》除礼记式的书外，都不尽如人意。刘文淇的《旧注疏证》就没写完。而《左传》为春秋史书，在所有“经书”中文学价值最高。于是杨伯峻决心整理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经》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这样的准备，杨伯峻开始在《左传》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类营养。熟读《左传》，大体理解《春秋经》和《左氏传》的撰写体例是首要工作。然后访求各种版本，诸如阮元作《校勘记》采取的版本，杨守敬在日本所见的版本，又得到金泽文库本。杨伯峻将三者互相校勘，并参考各类书与唐宋以前文史哲各类书籍的引文，取 长 补短，作为定本；又广阅经史百家之书，《春秋》《左传》《三礼》《公羊》等书；尤其将《史记》和《左传》一一对勘，说明两者的异同。
不仅如此，杨伯峻又重温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摘录可取资料。与历史从地下所得资料作为“长编”。遗憾的是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后来凭记忆稍作补充，删繁就简，加上其研究成果写成初稿。杨伯峻先生短期内完工，与他浓厚的文化底蕴是息息相通的。
杨伯峻身体羸弱，又高度近视，像他这样的健康状况而能著述不辍，这在旁人是难以想象的。他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获得卓越成就，除了他的天赋以外，应该说更得力于他治学勤奋和执着追求的精神。
杨伯峻从来都是抱着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论语》的研究也已有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资料积累工作进行了多年。他先写了《论语词典》，然后在1955至1956年两年间，除了课堂教学，他集中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那时北大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科研工作很重视，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这也是这部著作所以能够完成的十分重要的客观条件。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在《论语译注》向中华书局交稿不久，杨伯峻却被打成了“右派”。这时，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照常讲授古代汉语，耐心地引导同学们学习。不久就被临时安排教历史系的古代汉语和《史记》。历史系的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用心记笔记，很多同学并没有把他看作右派，而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1957年暑假后，他被调到了兰州大学中文系。
杨伯峻并不因遭劫难而停笔。到了兰州以后，中华书局在1958年6月出版了他的《论语译注》，他又继续从事《论语译注》的姊妹篇《孟子译注》的撰述。这时他的工作条件已远不如当年了，但是作为一位学者，对理想的追求是执着的，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孟子译注》终于在1960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在中华书局出版后，他们的整理方法使许多古籍整理工作者受到启发。由于通俗易懂，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两部著作都已成为读者学习基本古籍的定本和范本，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为海内外一些大学采用为教材。杨伯峻所做的工作为普及和弘扬我国古代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学生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古汉语中‘被动用法’和‘使动用法’的讲解，我们深受启发。时隔50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杨柳岸晓风残月’，他那带有湖南口音抑扬顿挫的朗读，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回荡。”